1942年2月中旬，延绵的乌蒙山被雾气裹得严严实实，山城开阳一夜之间凉意倍增。远在这里的张学良并不知道，东京刚刚挨过盟军的空袭，而他自己的处境也跟这座山城的天气一样阴冷。
在此之前三年，张学良因“西安事变”被秘密调往贵州。蒋介石手下的戴笠把目光锁定在开阳县刘育乡——群山相拥，道路崎岖，外人难入。1939年冬，军统特务率先进驻，铺下电台、岗楼、暗哨，等着这位一度叱咤东北的少帅“报到”。
张学良踏入刘育乡的那刻，聚集赶集的人们退后几步，眼里全是好奇。可他心里明白，自己此行不是来做客的，而是来补完“软禁”二字的最后一横。最初，他还能偶尔收到宋氏兄妹的慰问信，能读到上海、重庆寄来的《大公报》；搬到刘育乡后，一切渠道被掐断。警卫队长刘乙光干脆利落地说：“山里信路难走，报纸送不进来。”
不到两个月，张学良已察觉层层紧箍：电报被截、信件被筛、连台灯油都按量配给。他面色愈发沉郁，却保持军人惯有的克制。每天翻几页《资治通鉴》，在窄小院子里打打网球，权当消磨。
赵一荻心疼他的眼睛，劝他别一整天盯着古书。“动一动，心里也亮堂。”她提议去县城逛逛。向刘乙光提出后，对方摇头：“日军报复行动紧张，县城谍影重重，还是乡集安全。”
乡集其实是新开的，多少带着看管性质。热闹归热闹，却处处暗桩。张学良赶到那日，集头刚燃放完鞭炮。商人见风使舵，端上土酒、递来土纸卷烟。张学良客气回礼，掏出几盒洋烟分给众人。随后在一个老翁摊前停下，买了十来斤卷心菜，付了五元“大钞”。老人愣住，想找零，他摆手：“留着贴补家用吧。”老人哽咽，连声作揖。张学良并没回头，只低声说了句：“世道艰难，能帮一点是一点。”
几回下来，乡民见惯了这位“书生模样的将军”，敬而远之又带几分同情。可在警卫眼里，他仍是一颗“危险的棋子”。为了防突发，随行人数一次比一次多。张学良心里清楚：他与自由之间隔着的，不止山路，还有政治。
五月，天气渐热。开阳县里忽然传来消息：猎户打下一头吊脚虎，县长当即掏银元买下虎皮，邀贵客一观。张学良得讯，竟少见地露出兴致，拽着赵一荻就往县城赶。
县衙后院里，虎皮平铺在青石地面，黄底黑纹闪着冷光。旁边几名猎户正比划当时情形：“山口一枪没打中，耗了两个时辰才补最后一刀。”张学良蹲下摸了摸虎皮，粗声赞道：“你们是真正的好汉，当代武松！”
说罢，他让随从递上三十块大洋。猎人们顿时愣住，其中一人悄声问警卫：“哪位爷这么阔气？”警卫低声回：“张学良。”几人面面相觑，随即齐刷刷抱拳：“张将军保重！”
这一幕被县长看在眼里，他的笑容尴尬又僵硬。县里上上下下都接到嘱咐，要把张学良的风头压下去，可一张老虎皮竟让对方意外“收获民心”。
当晚返途，夜色沉沉，虫声四起。赵一荻打破沉默：“那几位猎人要是知道你曾指挥十万大军，怕更敬你。”张学良轻声应了句：“打虎靠拼命，打仗也一样，可惜我如今连枪声都听不见了。”言罢，长叹。
六月初，重建的开阳要塞开始秘密施工。工兵连昼夜赶工，碉堡、暗堡、战壕串联成线。张学良被告知“出入须提前三日申报”，他再无随便踏出围墙的机会。偶有乡民远远望见院中一抹白衫，只当那是山中雾色。驿道口的告示牌写着：闲杂人等，严禁靠近。
同年秋雨初歇，张学良在院里踱步，偶然听见风中传来远处戏台的锣鼓，竟哼起了《空城计》里的“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”。转而自嘲一笑：昔日“少帅”，而今“囚中客”。
警卫们不敢接口，只有赵一荻陪他站在廊下，静听秋虫。那一刻，没有人再谈论虎皮，也没有人再提“当代武松”。山风吹过，卷起几页翻开的书。
1942年的贵州深山，将近一整年，张学良的世界被石墙与山峦牢牢围住。外界战云密布，重庆大后方仍在鏖战，他却只能隔着天空里的轰鸣，遥望那条再难回去的战线。
历史档案记录：张学良自1937年12月起被软禁，1939年下旬由重庆移至贵州息烽，1942年2月至1943年4月居于开阳县刘育乡及县城。期间所获资讯极少，生活日渐拮据，但仍不失慷慨与侠气。那张虎皮后被县长献至贵州省府，而捕虎猎户拿着三十银元，足够一家过一年。
时间继续向前，战火终在三年后熄灭，张学良也将再次被转押。可在这片山谷里留下的，除了兵营土墙与被抛荒的集市，便是少帅一句掷地有声的话——“打虎靠的是胆，做人更要有担当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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